独家：澳洲上百个民族团体承诺支持原住民之声写入宪法的背后（组图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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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澳大利亚，贝拉·斯旺（Bella Swann）的情况有些特别：她50多年前移民到这里，但她同时也是原住民的后裔。

“我们在1972年移民到澳大利亚，从那时起，我开始经历种族歧视，”她表示，她的同学会对她和她的家人发出“类似猴子的叫声”。

“讽刺的是，太平洋岛民却可以进入某些地方，因为外界觉得我们和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完全不同。”

斯旺女士是斐济-汤加人，但也有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血统。因此，当看到大约120个组织签署联合决议，决定在今年晚些时候的公投中投赞成票以“坚定支持”在议会设立原住民之声时，她感到非常高兴。

这项联合决议将写入宪法的原住民之声描述为“温和、实用、公平”，多个印度裔和华人社区组织，以及斯里兰卡裔、意大利裔、爱尔兰裔、伊朗裔、希腊裔、越南裔、菲律宾裔、锡克教、伊斯兰教、印度教、佛教和太平洋岛民社区团体都签署了这项决议。

“这比支持或反对更重要，这比法律问题或政治愿望更重要......这是关于正义与不公的问题。这是关于希望与绝望的问题，”斯旺女士说。

“这基本上是在说，‘让我们决定对我们最合适的是什么’。老实说，它也给了我们做决定的尊严。

“因为，到目前为止，其他人为我们做决定，结果都是悲惨的。”

由于几乎一半的澳大利亚人的父母在海外出生，来自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人的投票可能被证明是重要的。

赞成和反对运动都试图通过社区论坛来争取这一群体。

这项社区主导的联合决议案得到了麦考瑞大学法学院（Macquarie University Law School）激进中间改革实验室（Radical Centre Reform Lab） 的支持，该实验室主任西林·莫里斯（Shireen Morris）博士是一位拥有印度和斐济-印度血统的澳大利亚人。

“我觉得这个国家的移民和移民后裔的票数将至关重要——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。

“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社区组织里的一些人走到台前，参与对话，是一件好事。”

莫里斯博士是一名宪法律师，她说她的家庭得以移民澳大利亚，买房置产，并通过努力工作过上富裕的生活，而原住民却因为歧视性政策而面临结构性不公。

她对“原住民之声”的倡导不仅源于她在昆士兰州约克角半角（Cape York）工作及与原住民社区互动的经历，也来自了解印度移民在澳大利亚的历史。

近100年前，生活澳大利亚的印度人米塔·布沃什（Mitta Bullosh）挑战了一项禁止澳大利亚、亚洲、非洲或太平洋岛屿“本地原住民”（aboriginal natives）投票的法律。

他为像他一样的印度人成功争取到了投票权。但直到数十年后，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和第一民族才在所有司法管辖地获得投票权。

“这让我想到，‘哦，如果那个印度人也能给他的原住民同胞辩护就好了’。所以在了解历史之后，这就是我的出发点，”她说。

“在印度社区中，对这件事有很多善意和同情。

“这是为了让人们团结起来，解决曾经的排斥和歧视问题。”

“反对”运动与多元文化团体合作

来自“反对”运动的努盖·沃伦·芒德（Nyunggai Warren Mundine）最近告诉《澳大利亚人报》（Australian），不瞄准移民投票就是“糊涂”，并表示他希望能够直接与社区进行基层接触，绕过被他描述为“精英主义”的多元文化组织。

在周一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（ABC）《七点半》节目采访时，他表示“信息还不够多”。

“我想说的是，大多数人都不是‘支持’和‘反对’活动的人，”他说，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要么没有听说过“原住民之声”，要么不知道这是什么。

巴勒斯坦裔澳大利亚人贾默·达乌德（Jamal Daoud）来自新组建的“多元文化之声反对设立‘原住民之声’”组织（ Multicultural Voices Against the Voice），他表示，一些移民不愿意公开做出反对表态，有些人认为这只是原住民的问题。

其他文化社区领导人则表示，每个人都应该自由谈论“原住民之声”，参与国家建构。

达乌德先生说，一些人担心一旦表达反对意见，就会被贴上“种族主义者”的标签，这让他们不愿参与辩论或表达保留意见。

“社区成员有些担心，如果把原住民单拎出来，可能会给基于族裔的社会分裂设立一个不可接受的先例，”他说。

这些评论与反对党领袖彼得·达顿的言论呼应，达顿说，“原住民之声”将让澳大利亚重新种族化，让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——而原住民事务部长琳达·伯尼（Linda Burney）将这一说法指为“错误信息”。

达乌德先生说，他的团体将与“反对”运动合作，举办公共论坛、在社区节日摆摊、访问高峰机构，开展社交媒体活动和民众活动，以提高人们的认识，听取他们的关切。

“随着下个月竞选活动启动，我们预计将会有很多移民开始表达他们的反对意见，”他说。

知识鸿沟

但是，要让普通澳大利亚移民了解”原住民之声“的两派立场，前方的路依然漫长。

29岁的严玲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十多年。她说她对公投了解为“零“，也几乎从未与朋友讨论过这个话题。

她表示，自己主要使用的中文社交媒体平台是微信，但上面几乎没有关于”原住民之声“的信息，同时，政府此前发布的疫情信息翻译十分晦涩，这也让她倍感失望。

"能不能以一个比较轻松、有趣的方式，把公投讲得简单一点，讲得让大家都能够接受？"

澳大利亚有130多万人有华裔血统，他们的投票被认为对近期的选举和补选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维州澳华社区委员会（CCCAV）表示，他们的成员正翻译信息，并分享在社交媒体平台上。

悉尼西部福勒（Fowler）席位的独立议员黎黛（音：Dao Le）没有说明她会如何在公投中投票，但她表示自己尊重原住民，是 "包容、接纳和多样性的热情倡导者"。

”在接下来的公投中，我认为我的角色是领导者，我会鼓励福勒多文化、多种族和多语言社区的每个人积极寻找与公投有关的信息（这些信息有不同语言的版本），了解支持和反对的情况，”她说。

弥合代沟

江烨（Yanni Jiang）出生于澳大利亚，其父母在90年代从中国移民到澳大利亚。

江烨谈到了与父母的代沟问题。

“我妈妈不太会说英语，”江烨表示，而微信上的很多媒体内容似乎在宣传“关于原住民事务的刻板印象，或者以负面眼光关注社会问题。”

在大学完成了原住民研究（Indigenous Studies）学位后，江烨希望父母能够了解公投辩论双方的情况和复杂面向，以便给他们的决定提供参考。

随着公投临近，江烨也计划能和父母进行更多交流。

印度裔联合协会（United Indian Association）已经签署了联合决议，来自该协会的苏尼尔·维亚斯（Sunil Vyas）表示，许多移民都是通过年轻一代获取信息的。

"我并不了解原住民面临的所有不公和困境。”

他说，虽然官方信息的翻译很重要，但人与人间的交流可能更加有效。

“我认为和一个人联系实际上可以产生涟漪效应。”

南澳大利亚非裔社区委员会（African Communities Council）主席丹尼斯·耶吉（Denis Yengi）表示，许多非裔移民都来曾被殖民的国家，他们同情“原住民之声”的诉求。

但他表示，要想接触到多元文化群体还需要更多活动，这一社区也在关注生活成本问题或故乡正发生的危机。

“大家会信任自己认识的人。”

“用这种方式就会很容易传播，就像野火一样。”

“不能再忽视”多元文化社区

许多不同文化社区的成员告诉ABC，他们广泛支持“原住民之声”，但一些人认为，在自己使用的媒体平台上找不到足够用他们的语言制作的信息，或者日常生活中没有人与他们交流。

莫里斯博士指出，人们已经有一些可用的资料：SBS已经将《乌鲁鲁内心宣言》（Uluru Statement from the Heart）翻译成多种语言，包括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之声（Multicultural Australia For Voice）在内的网站也已经投入运营。

一个域名为“voice.gov.au”的网站上也提供了翻译成16种语言的信息，以及对公投细节和时间表的解读。

她还认为，对社区而言，“向前一步”，积极主动地寻求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。

阿尔弗雷德·迪肯公民权和全球化研究所（Alfred Deakin Institute for citizenship and globalisation）所长费特希·曼苏里（Fethi Mansouri）教授表示，任何混乱、不确定或缺乏了解的情况都将有利于“反对”运动，因为选民可能会服从现状。

“我们从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了解到，不当投票[译注：指漏填、错填选票，或在选票上透露个人信息]比例最高的地方是西悉尼等地，那里的移民群体比例很高，而且通常是年长一辈，”他说。

他表示，许多移民群体将成为原住民的“天然盟友”，因为他们可能一同在与边缘化、缺乏代表性、种族主义和包容性斗争......同时也正认识到澳大利亚原住民与土地间深刻、精神层面的联系。“

竞选总监迪安·帕金（Dean Parkin）表示，联合决议是“我们多元民族代表组织一个重要而有力的支持信号”。

“这些组织将在自己的社区内发挥关键作用，教育人们了解这一重要问题，并确保他们成为对话的一部分。“

对耶吉先生而言，“不能再忽视新兴社区的声音了”。

“澳大利亚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，”他表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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